得意的人是乏味的

1921年6月5日，58岁的乔治·费多在罹受梅毒的数年折磨后，悄然逝去。纪德的私人秘书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乔治·费多去世。他写的《马克西姆家的姑娘》其实很有达达派的感觉。”而在日记的同一页，我无意间找到了另一个有关达达主义的句子：“达达主义者接受了《戏剧报》记者德斯帕尔贝斯的采访。他们在他面前装疯卖傻，开了一大通玩笑。”

其实我想说的是，费多和达达主义到底有多像？当微暗的灯光将舞台中身着奇装异服的角色照亮之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能够真切地看到费多的灵魂正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逐渐复活。有趣的是，这“复活”的处所是在北京一栋四层楼高的试验小剧场内。

但为什么不是在巴黎上流社会的剧院里呢？对于那些在巴尔扎克作品中时常出现的，习惯拿黄手绢轻轻抹去眼泪的贵妇来说，费多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类。笑，本应该是不露齿的，而费多却千方百计引诱人们开怀而笑；哭，也只合黯然垂泪，但费多却偏偏指使观众嚎啕大哭。虽然同是讲述爱情，但滑稽搞怪的费多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与奥芬巴赫在同一舞台出现。

那么，或者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另一个集中之地——电影院？费多的剧作《天堂酒店》（Hotel Paradiso）、《横冲直撞偷错情》（A Flea in Her Ear），包括《马克西姆家的姑娘》等剧作都曾经被改编为影视剧。不过，将戏剧千头万绪的情节连同剧作家的思想简单地“压缩”在十数公尺高的一方荧幕之内，无疑是今天喜欢掏钱看戏的小资们所无法忍受的。

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回到剧场，将那个尚未通过翻译进入汉语的费多进行量化、重组，将他戏剧的精神化身为剧中19位可笑又可悲的人物。这里有为了获得理想丈夫而苦练钢琴的少女，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觅爱情的书呆子，不断折磨丈夫的媳妇和婆婆，在家庭和事业中都遭受无奈与失败的中年男人……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费多，等等》中一种表面上歇斯底里，而根底里却又冷静得可怕的独特气质。

这种异质混成的特点恰好是达达主义的神髓。随意、偶然，是这个诞生于瑞士的“短命”艺术派别所苦心孤诣的“艺术指标”。杜尚曾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以调侃所谓的经典艺术概念，在纽约参展时，这件作品立刻遭到了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拒绝。而在费多的舞台上，同样的小便器却被一心想为法国军队提供此类“先进装备”的“发明家”先生抛向空中并在落地时摔得粉碎。这儿并不存在任何对于传统的调侃，即使有，那也不过是对人命运反复无常的揶揄：一个空想多于实践的“便壶制作者”在面对生活的琐碎乃至残酷之时，很可能会不堪其重。

那个做便壶的人很或许就是费多自己，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他自得其乐，充满活力，而一旦与现实生活相遇，无助与徒劳立刻就占了上风。这样的人可以说就是玩世不恭的巴黎达达主义者的化身，尽管这种“主义”要等到费多死后才开始红火起来。费多自己生前就时常朝三暮四，寻花问柳，后来还染上了赌博的毛病，在与妻子离婚后疯癫而死，可以说是做人失败，但做戏成功。当人们惊异于创作出这一幕幕闹剧的作者背后的惨淡人生时，“达达主义”的布景也就被费多染上了悲剧的底色。

费多张狂横溢的才华与“及时行乐，莫问意义”的人生哲学，除了令人瞠目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赞叹。只是，如此戏剧大家的作品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却被当时的小资们视为看罢一笑的轻喜剧。但费多戏剧中挥之不去的“达达精神”和悲剧根底却继续在20年代巴黎的沙龙中延续着生命，并在多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现身。（for《第一财经日报》）

自从英国议会的“报销门”事件被《每日电讯报》曝光以来，多家报纸对此竞相转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桩原本并不大的津贴丑闻被善于炒作的英国媒体制作成了一出扣人心弦的政治肥皂剧。先是报纸每天刊登新一轮曝光，让议员胆寒，随后是选民激怒，下院议长辞职，连首相布朗也牵连其中，英国政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是，有人甚至开始怀疑议会制度的合理性，民主危机的阴影似要降临不列颠。

且慢，议员违规报销公帑之事果真能撼动英式民主基石？虽然BBC等多家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用了“议会革命”之类的标题，而《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格更是坦言，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民主制度之一，沿袭数世纪的英国议会声誉受重创，民主进程以及议会也面临质疑，但是，将媒体的语言作为鄙视这些英国的“人民代表”乃至议会民主制的依据，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毕竟，即便是号称社会公器的“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对煽动性词汇的使用，是从不吝惜的。

其实激怒英国民众的关键无非是，政策上对于议员的补贴“照顾”过于大方，另外，在缺少必要的自觉性的前提下，议员们公饱私囊现象成为政界多年的“潜规则”。在连国家首脑也会因为贪腐问题而坐监、自杀的今天，英国议员们的集体“报销”行为似乎算不了什么。实际上，议员的报销数额每年无法超过规定的2.4万英镑，而且寻本遁章，零敲碎打，小公务员的本色立见，比起动辄生猛贪污的亚洲国家，英国议员还算对得起自己残存的那点“维多利亚遗风”。

显然，英国议会的审计缺乏一个对公共账目的监督机构。布朗为此声称自己要“改写”议会的耻辱簿，并宣布了一系列过渡性改革：例如将监管议员补贴明细的权力移交给一名依法独立的监察委员，议员公开第二套房信息；对房贷利息的报销设立严格限定；对报销项目严格审查等等。至此，“报销门”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结，剩下的，无非是小党从中获利、大党因此受挫，谁上谁下，那都是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游戏，与议会民主制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没太多关系。

当然，英国议员之所以敢钻体制的空子，除了政策设置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外，也与“巴力门（议会）至上”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被迪斯雷利喻为“英国孟德斯鸠”的政论家狄龙（De Lolme）尝戏言：除了将女人变成男人之外，巴力门无一事不能为。不过，他无法预知的是，可以造法亦可毁法的英国议会在1928年通过“男女平等法”正式确认了女性的政治、社会权利，若按狄龙的标准，英国议会几乎具有“无限权力”。

英国的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与皇室贵族妥协的产物，英宪也不是一部严格法理意义上的宪法，由此，议会的权力成为民主制衡的关键。议会可以延长自身任期、颁布立法，在多数通过的原则下，甚至可以重塑英宪或者解散英联邦。议员作为议会的有机部分，在人们心中无疑是英式民主的一个个注脚。而这些选区老百姓推举出来的代表，竟然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做出如此勾当，自然会让人们怒不可遏。需知，拿着纳税人钱的议员们决定着英国这艘航船未来驶向何方。

可以说，金融危机中，英国的议员们收拾了搞垮金融体系的银行家，而把国家引向衰退的议员们如今又被老百姓收拾。从中，我们看到决定议会政治的因素实际上来自于民众。“巴力门”再大，也大不过百姓，人民对议员的“责之深”，恰恰是对英式民主的“爱之切”。（for《搜狐评论》）

在“9·11”事件的第二年，74岁的乔姆斯基博士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反战文章《谁是国际恐怖主义者》。这位以反对美国政府著称的语言学教授，在美军以武力屈服并进入阿富汗驻军之际，依然不忘给这场“反恐战争”泼一瓢冷水。他提醒合众国的公民们，即使举国刚刚罹受灾难，即使在面对所谓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之时，每个人都应该理性地审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对恐怖分子的定义是什么；其次，什么行为是对恐怖分子罪行的合理回应。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判定，必须要建立在一种适用于世界各国的“通则”之上，否则，他说，当讨论一场战争是否为“正义”的时候，民众便没有必要把那些“甚至不愿具有这种正直的人”所说的话当回事。

我想，乔姆斯基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新闻立场的“客观性”问题，因为我们对于任何公共事件的获取与讨论都不得不依托于媒体的平台。原初的“现实”在经过了媒体的层层筛选、量化、重组、复述之后，其“磨损度”如何？或许我们都还记得麦克卢汉的教诲“媒介即讯息”，但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媒介自身的局限往往也会对其披露讯息的真实性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类似的“局限”包括很多。以报纸为例，报刊的发行周期、对自身读者的定位，特别是办报的核心理念都会对那些印刷在四开或八开纸张上的铅字“现实”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的剧烈程度竟也能够达到颠倒黑白，一纸瞒天，乃至林肯所谓“欺骗多数人于暂时”的地步。

“用人性换取在《纽约时报》的任职”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英国《独立报》的记者罗伯特·费斯克曾关于美军对伊拉克中部的希拉(Hilla)城非法使用集束炸弹有过详细的描述，“那些录像过于恐怖，不适合在电视上播出，那些通讯社驻巴格达的编辑只能从长达21分钟的录像片中剪辑出几分钟来播出，原录像片中有一位父亲手持已成碎片的婴儿尸体对着摄像机大喊：‘懦夫，懦夫’”……

关于“像葡萄一样”扔向伊拉克平民头顶的集束炸弹的报道，在各国媒体中并不鲜见。唯独在战争的发起国美国的媒体中，此种内容少之又少。相反，作为全美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驻巴格达分社主任约翰·伯恩斯在乘车前往希拉之后却自信满满地在报纸上写道：眼前发生的悲剧和惨象，只是伊拉克政府用来证明“美军无差别地滥用武器杀害伊拉克平民的铁证”，而事实上，他“很难把医院里听来的叙述与所谓的袭击发生现场联系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谬报。不仅是谬报，美国对希拉及周边地区使用集束炸弹的行为违反了1949年通过的《关于展示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铁定构成“战争罪”。约翰·伯恩斯对于既成事实视而不见的言论也被外界批评为“用人性换取在《纽约时报》的任职”。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朱迪斯·米勒却做了一件与约翰·伯恩斯完全相反的事：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了一系列伊拉克“核原料堆”和“生物武器”试验的新闻报道，依靠自己从未亲见的“布什政府的匿名新闻线索”以及“伊拉克匿名科学家”的“采访”，专家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领土内就像埋在地下的石油一样成了无需证明的事实。但当《新闻周刊》采访叛逃的伊拉克前军事工业部部长时，对方却表示，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就“销毁了所有储存的化学、生物武器”。实际上，自从新闻造假的“惯犯”杰森·布莱尔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之后，一项调查报告就曾警告《纽约时报》：“不能允许无法确认的新闻线索在报纸上碰运气”。按道理本应被报社“内部处理”的米勒，此刻却安然无恙，命运与自己的“前辈”布莱尔有天壤之别。

“我们不是一家抨击性报纸”

米勒始终不会成为布莱尔第二，因为造假成性的布莱尔不幸在报道国内新闻时犯了众怒，作为有着150年历史的《纽约时报》自然必须杀鸡儆猴。而米勒炮制的系列“匿名”报道刚好处于伊拉克战争这个节骨眼上，《纽约时报》此时如果公开米勒的不实报道无疑等于间接否认了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而这，恰恰又违背了《纽约时报》的“非抨击性”原则。

关于“非抨击性”原则，霍华德·弗里尔和理查德·弗尔克在合著的《〈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中曾引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日后的总编辑亚瑟·格布在最初进入《纽约时报》之时，曾经对报社的自助食堂重新加工剩菜的事件做了调查性报道，准备将“成果”刊登在内部简讯上。然而，当时的发行人苏尔兹伯格在调查一开始就劝说格布收手，并劝告说“我听说你已约人就食堂饭菜投诉情况写篇报道……你应当了解，我们不是一家抨击性(crusading)报纸。”最后报道也不了了之。

看来，认识到“我们不是一家抨击性报纸”，似乎是每个《纽约时报》记者的必修功课之一。19世纪50年代，草创的《纽约每日时报》便确立了“报纸记录”的客观立场。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收购了濒于破产的《纽约时报》，并明确提出新闻报道原则：“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无论涉及任何党派、地域或特殊利益。”

奥克斯主要权衡了两方面的问题，既要做国内外新闻报道的先驱，又不能陷于立场之囿，“不偏不倚”的办报理念因而一直为奥克斯家族的继任者们恪守不渝。但是，正如弗里尔与弗尔克所担忧的那样，奥克斯的徒子徒孙在奉行他的“原教旨主义要求”时，却又被这种思维桎梏了手脚。两位作者写道“在给其他出版物撰稿时，他们(记者)可以写得流畅、洒脱，而在为《纽约时报》执笔时，由于意识到这种分量，他们变得过于拘谨、刻板和乏味。”由此，当“非抨击性”代替了“不偏不倚”成为了报纸的一种理念时，自矜与骄傲事实上也就开始慢慢代替了寻求新闻真相的精神。

“既是鹰派又是鸽派”

更为关键的是，如今《纽约时报》作为进入《财富》500强的媒体公司，不可能不考虑如何“讨好”自己的读者“不偏不倚”从一种中立的新闻理念逐渐变成了报道中的双重立场。《纽约时报》社论版在2002年9月还提到伊拉克“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并暗中褒扬了布什政府对伊的政策，而在3个月后却评估说“并没有正在迫近的危险”。甚至在同一篇社论里，文章的前后观点竟然也可以互相矛盾。不能触犯的两条底线是，立场上《纽约时报》必须比一些右派报刊更为左倾，但又不能得出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唱政府的反调。

于是，夹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之间，《纽约时报》只得对“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等字眼缄口不提。据统计，从9月11日当天到2003年3月21日之间的70多篇社论中，报纸甚至连一次《美国宪法》的概念都没有提到。很显然，人们都记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的说法，美国对伊拉克的悍然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而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得到美国批准的国际条约也是美国的法律，所以，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同时还违反了美国法律。当然，《纽约时报》对于这样的“违法”其实并不十分在乎。对于国际法的“蔑视”，自冷战时期就源自于乔治·肯南和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说教，这种看法认为，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与秩序，将建立在一种“武力制衡”的思维下。

翻看近日的新闻，相信每个人都不难意识到《纽约时报》正面临着创办150多年来的最大困难。无论是好莱坞权贵大卫·格芬还是谷歌元老级人物拉里·佩奇，我想都不足以单纯以金钱“拯救《纽约时报》。如何在不损害新闻公正性的前提下更新奥克斯的编辑理念，是这份老报今天的编者和读者都需要追问的。（for《南方都市报》）

《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美)霍华德·弗里尔、理查德·福尔克著，彭贵菊、龙红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月版，35.00元。

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的名字，除了钻研古希腊历史的专业人士以外，恐怕无人听闻。但提起伊夫林·沃尔（Evelyn Waugh）的《故园风雨后》，董桥的读者们则再熟悉不过。只是，少有人留意到小说中带领塞巴斯蒂安毕业旅行的山姆格拉斯先生，这位来自牛津万灵学院的教师，正是以莫里斯·博拉为原型。

小说甫一出版，作为学生的沃尔便给时任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的博拉寄去一份样书。博拉对那个并非主角却与自己颇为相似的人物赞不绝口，甚至在给沃尔的回信中连用了三个“精彩卓绝”。需知，博拉说话一向以刻薄著称，他曾经称奥顿是个只知喝酒不做学问的庸才，痛批政府为托尔金授爵。他的同行，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更是被他奚落为“一无是处的市侩”。而旁人对于经常“出言不逊”的博拉也绝不会嘴下留情，以至于以赛亚·伯林拒绝承认博拉与自己有过交往。如此，对于沃尔书中自己不太负面的形象，博拉的欣喜之情自然出于意表，即使那不过是个有些愚蠢、迂腐的教员。

《故园风雨后》的跟风之作不少，亦有好事者在此类以牛津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寻章摘句，将某些角色与博拉对号入座。但作为20世纪牛津大学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莫里斯·博拉若仅仅出现于“稗官野史”和人们的臆测之中未免可惜。现实中的博拉如何影响了牛津，牛津又如何塑造了他，这是莱斯利·米切尔（Leslie Mitchell）在《莫里斯·博拉的一生》（Maurice Bowra：A life）中将要解答的疑问。

博拉189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供职于中国海关的父亲却没有给他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在博拉幼年的时候就将他送回英国的私立学校就读。1916年，博拉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并进入沃德姆学院，在因一战而搁置了一年的学业后，他重回牛津师从古典学者莫里（Gilbert Murray）研读希腊典籍。自1922年成为沃德姆学院的教员起，博拉再未离开过牛津大学。1938年，40岁的他被选为院长。博拉将这个职位保持了一生，并在五十年代一度成为牛津大学副校长。对博拉而言，牛津不啻为其毕生倾心注血之所在。至于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上大英帝国研究院主席、受封进爵等等则又是后话，本文按下不表。

若单表博拉与牛津大学，则无法绕开受博拉影响的一代牛津学人。奥顿曾将他们统称为“博拉集团”，并说道“在一个时期，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困惑于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观时，他们的个性，以及举止、言谈、思维，都在博拉的那一时期被塑形，并伴随其一生”。从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到艺术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从诗人约翰·贝哲曼（John Betjeman），到政治家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博拉的圈子几乎达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至于哲学家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 艾耶尔（A. J. Ayer），以及以赛亚·伯林，更是与博拉有过深交。

虽然门下弟子多有与政界往来者，但博拉本人很少谈论时政。对于政治的喧嚣，博拉认为这“侵损了他静谧的思考，而对于政治的狂热感情则有害于他那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因此，对于自己引为同侪的晚辈休·盖茨克弃学术而从政，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63年，当上工党党魁的盖茨克去世,博拉也未原谅这位“背叛师门”的学生。

而对于信仰科学主义的作家，博拉也一概否定。佐拉、威尔斯、萧伯纳在他眼里均不值一哂。“任何作家皈依科学的唯一后果就是艺术感的丧失”。终其一生，博拉始终相信古希腊文明高于他身处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而在古希腊文化中，博拉独爱诗歌与文学，却视古希腊科学之价值为无物。在他所推崇的个人中，你可以找到萨福和品达，却绝不可能发现阿基米德或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在生活中，他却践行着上溯自维多利亚时期的二十年代文人的风逸与不羁。牛津的彻韦尔（River Cherwell）河畔以前有一处被称作Parson's pleasure的地方，常给男教师裸泳做日光浴，女士止步。有一天，一艘载着女客的船不小心闯入禁地，引起了骚动，男士们赶忙遮遮掩掩。别人都遮下体，唯独博拉此时却用手去遮他的老脸。事后，他说，你们这些人遮哪里我不知道，“但我这张脸在牛津可是尽人皆知啊（My dear, in Oxford I am known by my face）”。

若单从以上三方面审视，博拉岂非一个成天放浪形骸、思想偏激的隐逸之士？其实不然。拥趸古希腊自由民主政治的他，无时无刻不希望以雅典学院式的自由影响周遭的人们，而非将之强加于人。因此，虽然博拉个人反对科学主义，但他也公开表态，“当代牛津的基本任务有四：培养领袖人才,科学研究，培养新型的学者和科学家，通过学院传递文明。”而在二战期间，“不问政治”的博拉更是暗中帮助伯林等来自俄国、德国的学者引渡欧美。

以此观之，博拉倒也颇识大体。只是忧虑于牛津古老的自由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的命运，让博拉有时难免偏执于一端，以期影响后学与同辈，使此种希腊式的自由传统不至于倾覆。

作为典型的中世纪大学(studium generale)，牛津大学的建立可上溯至1096年学者们自发的教学活动。随着杰弗瑞·卢西(Goeffrey Lucy) 在13世纪初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牛津也开始被称为universitas，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由一个同人性质的学者团体，独立为一所学术机构。此时的牛津具备了大学原初的两个涵义：首先，大学是探索宇宙通则的场所,另外，它也是学者组成的社团。时至今日,这种理念依旧影响着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理念中最深远的一部分。

在19世纪轰轰烈烈的牛津运动当中，纽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大学理念的演讲，他的基本理念是：与学者的小圈子比起来，大学更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继之而起的，是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科学教育理念。他们已经不满于牛津精英教育的传统，转而倡导平民的科学教育。通过历次运动，牛津大学成为了一所更为专业化的学府，但同时，博拉却认为，在为学生创造自由理念和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上，牛津似乎有着过于“平民”和“大众”的趋势。设若博拉活到今天，对于大学设置MBA和网络远程教学等“敛财”之举，定有更为辛辣的言论，只可惜，我们再也无法听到。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描绘的自由学术氛围无疑博拉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精神，但这种自由绝不等于知识的泛滥。换言之，大学之道贵在“熏陶”，而非“传授”。林语堂当年引证牛津的导师制，称师生间的思想激荡全凭一只烟斗吞云吐雾。这也决定了此类教育的受益者只能是“小众”。今天的牛津，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自由”与“精英”的意味却未减损。如果我们不将“精英主义”理解为一种偏狭，那么无论博拉之于牛津还是牛津之于博拉，都称得上一笔财富。（for《南方都市报》）

Leslie Mitchell著 Maurice Bowra: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b 2009， 25.00英镑